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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爱流荫

 父亲,用一生建起了我们的家。直至五年前,他生命的最后一刻,永远地停留在了我对家的记忆里。多少年来,

 

父亲,用一生建起了我们的家。直至五年前,他生命的最后一刻,永远地停留在了我对家的记忆里。多少年来,不管异乡的繁华如何迷离,流浪的心思怎么失落,我总无数次忆起,那槐荫下的些许阳光,温馨而又清凉,默默的融入我的眼帘,怅怅的倾入我那隔断天地的念想。

————题记

我耐不住对家的思念和对孤独母亲的担心,回到了家里。

没有了父亲的家,就好笑缺失了什么。地里的禾苗不再旺盛青翠,低垂着头,无精打采。院子里少了噼里啪啦的劈柴声,也少了昔日欢快的笑语。空旷的房间里,只有母亲默默地望着黑黑的灶台,摩挲着在房间里寻找着过去的点滴。

擦干紊乱的泥泞脚印,仿佛越过了几个年轮。在淡淡的槐荫清凉中,我想起了从小陪伴我的父亲。

记得很小的时候,父亲经常出门。每次回来,他的头发都乱糟糟,但衣服的补巴却横竖相间、齐整别致,变色的解放鞋面上看不到一丁点儿泥巴,口袋里总是鼓鼓的——那是我们的希望和欢愉。我们几个小孩子围在父亲身边,一个口袋、一个口袋地翻着,拿出向阳花(土家语,葵花)、瓜子、花生什么的,放在用废旧报纸铺得满满的桌上。然后,父亲一粒一粒地分配给小伙伴和我。我总是很委屈,为什么我得到的总是比别人要少那么几颗。又一次,我哭述着反对这种分配制度的不公。父亲告诉我,因为我年纪小、认的字又少,所以才得的少了。为了证明自己能念很多字,我将皱巴巴且并不完整的报纸,小心翼翼地抹平,面对着父亲,从头到尾诵读起来。从那时起,熏黄了的报纸,成了我认字和寻找答案的记忆。

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个关于父亲小时候的故事。解放前,在父亲大概十多岁的时候,家里特穷,他只好跟随别人光着脚丫、背着草鞋,迈着一尺多深的积雪,从云阳、万县一带贩盐来卖。有一次,同伴受伤了,他放下担子,将同伴背了三十多里,找到歇脚地后,再去挑同伴和自己的担子。等挑完同伴的担子,再去找自己的担子时,天亮了,担子也不见了。后来,他们两人一副担子,走了半个多月才到家。东家以为他们途中私卖了,用扁担捶打他直到晕死过去,父亲没有哭、也没有争辩。从此,我有一种父亲为人软弱的印象。

在大办钢铁的年代,父亲成了我们大队的大队长。在一次炼钢铁的时候,木架垮塌下来,将父亲和一个社员压在木头下,父亲用身体顶住木架,保护了社员。从那以后,父亲背上永远地烙下了疤痕,右手拇指也从此残缺不全了。社员说,是父亲“钢铁一般的身体”救了他。但我不明白为什么“钢铁”会留下疤痕,还会断了手指。

上小学以后,打猪儿草(土家语,割猪草)成了我的常事。有一次,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去打猪儿草,由于贪玩,打的草少,我们反复试想了一个办法,将背篼(背篓,土家族用来背装杂货的竹篾框)用小树枝从中间穿抬起来,背篼下面疏疏松松的,上面的草料却满满的。回到家,我故着镇静地唱着歌儿、哼着曲,依偎在父亲的身边。父亲仿佛看穿了我,眼盯着背篼,没有平时的笑颜,也没有说什么,只是理了理他那依然蓬松的头发,将树枝一根一根地抽了出来。顿时,草料沉下了篓子,浅浅的背篼暴露无遗。我不敢看他的眼睛,也不敢再唱歌哼曲了。

再有一次,我和小伙伴们在别人家地里打了猪儿草。第二天一大早,人家便找上门来,硬说是我“打了刚出土的洋芋苗”。来人走后,委屈的我将整背篼的草全倒在地上,一根一根地数给父亲看,父亲也没有说什么。后来,听母亲说,父亲卖了小猪崽,买了肥料去赔给人家。那以后,更加深了我对父亲软弱的印象。

初中毕业,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,我考了中专。正值教育改革年代,从初中时的几十块钱学费,一下子陡升到数千块,我的第一笔中专学费成了家庭有史以来的天文数字。村里人凑了三天,加上父亲卖光家里的猪、牛和山上的树等所有值钱的东西,也还差两三百块。父亲冥思苦想了几夜,才想到早已搬至数百里外、曾称他为“钢铁”的社员兄弟。来回几天,父亲用坚硬的脚板,替我凑足了学费。因为脚伤,他请一位亲戚替他送我到外地上学。临行前,他笑着对我说,走出去就好了。我渐渐感到,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,还未来得及去构思今后的梦想,我们又遇到了一大坎坷。那是我学成就业的一个春节早上,我晨练回来。匆匆赶来的邮递员送给我一份加急电报(那时候电话都是奢侈品,电报是主要的及时通讯工具):“家已烧完,速回”。短短的几个字,让我云里雾里,不知何意。但“速回”两个字,让我寒意顿生,“家里出大事了”。我匆匆赶回家,看着依稀暖暖的家成了烟雾缭绕、残墙断垣的废墟,看着目光呆滞、一脸黝黑而又似乎从未见过的父亲,我忍不住大哭。父亲没有哭,也没有说什么,只用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。

收拾了残余的粮食,搭建了简单的宿营,不久,我回到了单位。虽然上班,可微薄的薪水怎么也没有办法积蓄起来支持家里,我也渐渐地担心起父亲和母亲的身体来。好不容易熬到年底,我回到久别的“家”,远看着熟悉的斑驳老槐树下,立起来两间岩房。同行人告诉我,那就是我们的新家,只是“还未搬去住”。到家了,父亲的头发还是那样蓬蓬松松、乱极了,身体也低矮了许多,走路蹒蹒跚跚的,仿佛随时要摔倒下来,但他坚持不拄拐。我与父亲周周地看了一遍我们的新家,又看到他残缺的拇指似乎又短了一截,眼泪不自觉就流了下来。父亲还是那种无所谓的感觉,他说,“家建好了,就好了”。

有了家,就有了欢乐,更多了我们谈论的话题。老槐树下,些许阳光、些许清风,时而暖暖、时而清凉,父亲和我面对面地谈论起他的一生,也让我第一次真实地看清了他。

从此,田里的谷穗越来越晶莹,地里的苞谷也越来越饱实,壮实抖擞的庄稼却慢慢地湮灭了父亲那逐渐低矮的身躯。

(文/曹作砚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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